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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北京古玩城前世今生

2015/4/3 14:20:03北京古玩城 浏览0次/0评论 收藏 分享到

说说北京古玩城前世今生

 

国粹苑民间博物馆园区启动仪式

说说北京古玩城前世今生

 

“国粹苑”全景图

 

说说北京古玩城前世今生

 

宋建文(右)为专家颁发聘书

 

说说北京古玩城前世今生

  在北京东三环的潘家园和华威桥之间,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上书几个金灿灿的大字“北京古玩城”。这可是个国内外赫赫有名的地界儿。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就想采访宋建文,但因他“巨忙”,没能如愿。春节过后,终于有机会听这位有着“中国古玩市场第一人”美誉的古玩城的创始人,说说北京古玩城的“前世今生”了。采访前我特意查阅资料,做做“功课”:宋建文,工商局管理干部的身份,在20年前受命来到古玩城的前身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是北京古玩城的主要创始人,现任全国工商联古玩业商会会长、北京市工商联古玩业商会会长、北京古玩城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他以自己“耕春人”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中国古玩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

  一见面,快人快语的宋建文没有什么寒暄,几句话就步入正题。平日工作极忙的宋建文,一谈就是3个小时。讲的都是“故事”,内中却深含着他的理念。

  1。把经营“新旧工艺品”写进个体工商执照

  宋建文先说了一段他在东城的事儿。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东城区工商局个体科长的宋建文遇到了一个批照的难题,当时鼓楼与钟楼之间有个市场,刚开业时以小吃经营户为主,到了80年代后期,市场里就有卖古玩字画的了,这些卖古玩字画的商户的照批不批?照上的经营范围怎么写?现在听来根本不是问题,可在当时却着实难住了宋建文和他工商局的同事们。当时的个体户经营范围还有许多难以逾越的禁区,只有副食、烟酒、小吃、冰棍、小百货几类固定字样,批古玩字画没有政策依据,批小百货又有点儿牵强附会名不副实。冥思苦想他们终于想出了“新旧工艺品”这个个体营业执照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字样。后来宋建文调到在沙板庄刚开业的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才见到了经他手批过照的那些从鼓楼市场转来的古玩经销商户。宋建文说,这是他和古玩的第一次结缘。无独有偶,宋建文在东城个体科批照的做法竟和市文物局与工商局批准第一个古玩市场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什么叫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到沙板庄之初,市文物局市场处处长曲德龙就和宋建文说起一段后来宋建文常挂在嘴边的故事:“我们和工商局的执法大队在后门桥一带巡查(那会儿后门桥有自发的‘文物黑市’),遇到一位老工人卖清青花瓷盘,盘子有‘渣儿’但是个老物件儿。我们要照章罚款没收。老人急了,抹着眼泪说:‘瓷盘是我们家祖传的,拿到国家的文物商店,人家根本不收。为了改善生活拿这儿来卖,你们又要罚钱,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呀?’搞得我们都很被动,都很为难。”也正是这种感触、这种动力,促使工商局和文物局提出变堵为疏开办沙板庄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的举措。当时的情况既不能叫文物市场也不能叫古玩市场,只有叫民间艺术品旧货才能把古玩市场实实在在地开起来。每每提起这个市场名称的变化过程,宋建文都会非常感慨地为时任市文物局市场处处长的曲德龙和市工商局执法大队队长的张石诚的聪慧之举叫绝。

  “那会儿,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许多事情都是新鲜事物。守着常规,什么也办不成。可工商管理局是执法部门,没章程法规又不行。我在市工商局房地产管理所当过所长,在处理当时棘手的倒卖房屋使用权的问题上,有过类似经历。”老宋说的这个管理所,设立之初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打击房屋使用权的倒卖行为。那会儿几乎都是公房,只有使用权。有人把使用权在自己名下的房屋出让了。这在当时是违法,按投机倒把条例处理,但是处理起来难度太大。当时的工商局领导要宋建文带人去外地的房地产市场考察学习。宋建文取得的经验就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就是要做前所未有的大事情,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不墨守成规,要敢于探索,说起那段时期的得意之作,宋建文总是把起初在首都经济信息报上发表了又在第二天“新闻和报纸联播节目”中播出的《藏在换房协议背后的交易》挂在嘴边。

  随着改革开放,生活水平提高了的中国人,已经有条件搞收藏了。收藏热催动了文物市场。但是,文物市场当时还没有政策和文件认可。在他分管的这个市场里,当时直接批准古董、文物经营还不行,只能经营“旧货”,用模糊的概念去打“擦边球”。工商所作为执法部门,就要求个体商户在工艺品中的“旧货”买卖中,不要涉及文物古董。对于这个当时的禁区问题,他要求商户自己对商品负责,吃不准的物件儿,就标上一个“非卖品”或“展品”的字样。这个擦边球打来打去竟然打出了一个让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古玩城,这是宋建文他们当初也没有想到的。

  老宋和古董文物结缘是有基础的。作为66届的老初三学生, 1968年他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去就是10年,他是第15团的文艺宣传队创作员,濮存昕是这个宣传队的演员。返城后既在汽修厂干过,也在副食公司做过,后来才考入工商局。工作的几次变化,他都没有放弃过对文学的热爱。从黑龙江兵团宣传队搞文艺创作开始,他一直笔耕不辍。到工商局后下去搞调研,回来完成的调研报告有理有据,逻辑缜密,文笔通达,显示了他在理论上与文字水平上的功底。担任领导工作以后照样抽空在报刊杂志发表洋洋洒洒的报告文学和专业论文,其中有几篇被市委研究室以及人民日报出版社收进相应的论文集。对文学的热爱使他对祖国传统文化有多几分的理解,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在古玩文物界吹开一点儿门缝时,底蕴深厚的文玩珍品就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灵。如今文玩收藏家讲究“缘”,老宋坦诚地说:“我还是有这个缘分。”就像传说中有魔力的红舞鞋,老宋似乎就是穿上了那双红舞鞋,从此他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领导似乎看出他是搞这行当的苗子,把他派去管理“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

  2。“文物走向市场”调研报告上了“内参”

  1991年,宋建文被派往沙板庄的“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这是北京市第一家文物监管市场,地点就是如今东三环路潘家园和华威桥一带。当时还没修通三环路,此地一片荒芜。家住东四的宋建文,坐公交车到东大桥,再倒28路汽车到劲松,然后走荒地中的土路到沙板庄。别看这里现在很繁华,可20年前,他上班的单程时间,比现在坐车走高速路到天津时间还长。工商局的同事们劝他不要去,他也犹豫不决。后来听说是局长亲自点的将,他二话没说到任了。当时这里是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经营管理一体化的北京市第一家文物监管市场,而且是既负责市场管理又负责市场工程扩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个“市场”是一个大场地,南、北、西各一排平房,北面是两排铁皮平房,中间一个大空场。他是冬天来的,上班的第一件事是通火生炉子,不然真能把人冻僵。

  那个冬天虽然冷,可中国的经济形势却是“东方风来满眼春”。只不过这股春风唯独没有吹进古玩行业。或许是积重难返,文物市场一直被“禁限”卡得很死。国家有关部门早在1960年印发的文件规定:以1949年为主要标准线,凡在此前制作、生产或出版的具有一定历史、科学和文化艺术价值的文物、图书,原则上一律禁止出口。尽管此时“开放文物市场”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过去的“禁线”依然保留。宋建文此时涉足这一领域,比起办公条件更艰苦的是管理政策的“破冰”。

  在工商系统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宋建文也深深知道,“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的诞生就是一枝破土而出的春花,有了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就意味着商品化的文物已经可以在民间流通了。这对我国多年奉行的不允许民间进行文物旧货交易的文物专营体制是一个突破,因为在此之前,国营文物商店几乎对所有古玩旧货“三统一”,即统一收购、统一定价和统一销售。市场建立没多久在青岛召开了一次全国文物商店工作会议,会上受到“冲击”的各地文物商店纷纷“谴责”北京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说它可能会扰乱国营文物商店的工作与秩序。那时候,宋建文和他的同事们真有“如履薄冰”之感,甚至害怕哪一天“市场”会因某种理由而被查封。

当年交通的不便和广告宣传上的禁忌,使这个市场十分冷清。一次,宋建文和他的同事们看到一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用童车推着孩子,出现在市场上,还买了不少东西。这对老外的出现,有如“六九”时令,看见阳坡上一束青青草,温暖了老宋那冰凉的心。尽管他不知道他们是哪国人,名字是什么?但这对夫妇的身影,使老宋记忆至今。

  经常出现在市场里的文物管理人员的身影,也使老宋在今天依然记忆犹新,频繁的检查,尤其是国家级和省市级文物部门人员不太一样的态度,使老宋他们时常背负压力,生怕掌握不好分寸触法违规。加上这种处在激烈争议中的市场又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广告,开业以后,鲜为人知,更令他们十分苦恼。后来,他结合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写了一个调研报告,标题是《文物从这里走向市场》。后来调研组的总报告也借用了他的标题,改为《文物正走向市场》作为“内参”,送到了中央政治局。北京市这份极有分量的文物市场调研报告很快收到了效应,市文物局传来消息,说是国家文物局打电话来了解情况了。要知道,这是国家文物局第一次改变口气过问北京文物市场啊!这对老宋他们来说,正经激动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开始考虑要做出点儿“动静”来了。

  3。准备好写“检查”的成功“第一拍”

  针对当时要求这个市场不许做广告,不要大张旗鼓宣传的禁令,老宋有了个大胆的想法:搞个拍卖会!拍卖会如今几乎人人皆知了,可是在当年还是个新鲜敏感的事儿。通过拍卖会,在不犯规的情况下,让人们知道这里有一个文物市场,是个好办法。老宋在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简陋的食堂里,召集一些人开会讨论。参加者除了相关人员外,也请来一些见多识广的商户。大家都赞同这个动议。可是,拍卖会是怎么回事?怎么个拍法?一位来自新疆的老先生努尔丁,原是一位大学副教授,说他小时候在琉璃厂见识过拍卖会。俗话说“能者为师”,这位见识过拍卖会的也就“为师”了,不仅按他说的准备,也让努尔丁当了一把拍卖师。更令老宋感怀不忘的是曲德龙和他领导的市场处、郑理和他率领的调研组还亲自为这场拍卖会出谋划策,说他们觉得应该办但表示不能公开批准;他们可以帮助出主意筹备,但拍卖当天不能露面;还预计事后他们不得不让老宋写出书面检查,可是能出主意告诉老宋怎么写才能过关。今天说起这事儿,年轻人会觉得可笑。在当年却是难得的支持。

  拍卖场就设在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的露天广场上。设了个主席台,拉个横幅。一张桌子上铺了红布,找两块砖头,加上一面铜锣。拍卖槌就是锣锤。1992年7月4日是个星期天,天特热,可老宋他们心里更热。“努尔丁是个大高个儿,秃顶,站在拍卖台上还真像模像样。现在,有人写文章说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拍’,我没考证过,不敢这么说。可这是北京第一拍应当没问题。努尔丁当了第一位‘拍卖师’是应当承认的。新中国拍卖史上,应当记住这个名字。可惜,这位老人已经过世了。”说这段话时,宋建文由衷地怀念老人。第一次拍卖会还真来了不少人,台湾的两位古董商不知道从哪儿听到消息,来了。市文物局市场处曲德龙处长来了,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郑理同志也来了。只不过限于当时的大环境,他们都不让对外披露姓名身份。后来听说国家文物局也来了两位处长,还买走3份拍卖目录。北京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宋建文,宋建文要求报道时要准确使用“文物监管物品”字样,为的是用这种带有文物字眼的敏感词句来扩大拍卖会和市场的影响。“文物监管物品”一般的理解就是指乾隆六十年以后的古董文物,与国家文物商店的上市文物基本相同。老宋他们要求参拍文物都要有文物部门核发的“京文检”字样标志。可是,在开拍之前,老宋发现竟然有11件拍品没有“京文检”标志,其中有清朝道光年间潘祖荫信札册页,目录上的起价标为4000元。宋建文这一惊非同小可,当即决定这11件物品不上拍。只是,已发出的目录来不及改了。

  下午3时许,一号拍品闪亮登场。那是一只民国时代的粉彩蒜头瓶,高75厘米,完好无损,起价为500元。那美丽的色彩和精美的造型引得几位参拍人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纷纷伸手举牌高喊“600元”,但很快被更高的呼声淹没,价格一路上扬。“900元,还有加价的没有?”随着努尔丁“咣”的一声锣响,标志着首拍成功。“后来参加过那么多拍卖会,就是这声锣最令我难忘。可惜,当年没有录像,没留下努尔丁的这一槌。”我们今天只能从宋建文的语气和眼神中回顾这个“第一槌”了。这次拍卖会,拍品共有90件,拍出57件,成交额为12.9万元。成交额没什么傲人之处,却得到国内外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几天后,郑理告诉老宋,不但国内媒体报了,连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等世界几大主要媒介都做出了报道并有评价。

  事后,国家文物部门果然追查此事,并要宋建文他们写出书面检查。老宋知道这是目录上那11件撤拍品出的事,就在市文物部门相关“朋友”的指导下写了检查。

  这就是北京文物市场的“春天的故事”,就在老宋的检查“蒙混过关”的同时,被北京市政府列入五年规划的市场改扩建工程也在市政府办公厅的催办下开始启动了。当时的副市长张健民提出要将这个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建成北京的第二琉璃厂。

  4。从古玩城走向“国粹苑”的又一个“第一”

  盖楼期间,宋建文奉调回了市工商局,完工时上级又把他调了回来。在筹建与招商阶段,宋建文为新楼的名字绞尽了脑汁:继续叫民间艺术品旧货市场?老宋他们请教了行家,“旧货”在外文中实际是“破烂儿”的意思;叫北京市文物市场或中国文物市场吧?市文物部门说:只要避开“文物”二字怎么叫都行;叫中国北京古玩城?“带中国字头的要到国家工商局注册,国家工商局必然会让你先去文物局;只有叫北京古玩城了?就叫北京古玩城吧!咱们市局自己就能批。”时任市工商局副局长的郭振刚一锤定音。就这样,中国第一个古玩城,在东三环路边亮出了王光英副委员长题写的金字招牌。

  刚开业时,能入驻600户商家的古玩城,只进来140余户,四层楼的市场空了整两层。宋建文明白,就是把北京城所有的古玩经销商都请进来,也占不满这座24000平方米的新楼。他想了一招:开“博览会”。当时的古玩交易环境要想开成全国性的博览会,谈何容易?好在时任市工商局长的王纪平出面邀请市文物局、旅游局、北京电视台和市工商局共同作为主办单位,名称就叫“北京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招商目标是各地文物商店和古玩市场。

  五月份招商函悉数发完,到了七月份,竟然没有一家文物商店响应,宋建文他们意识到:习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国有文物商店,在那时还不习惯和古玩市场里的个体商户为伍。在市文物局同志的帮助下,老宋和他的部下们走了出去,到各地拜访文物商店的负责人。“我们活动策划部的经理,是女同志,跑到济南,到文物店去了三四次,都没见到对方的负责人。她还真锲而不舍,打听到经理的家,堵门拜访。说明举办博览会的情况和邀请的诚意,感动了对方。人家不但答应来,还帮着出了许多主意。”宋建文回顾了第一届“北京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开幕时各地文物店来了37家,山东、河南、江苏、辽宁、吉林、甘肃等,当时国有文物店的大户都来了。程思远、王光英、何鲁丽等领导人都出席了。一直关注博览会的三局一台的领导——北京文物局的副局长孔繁峙、北京工商局的副局长藏启源、北京旅游(20.39,0.06,0.30%)局的副局长温子吉、北京电视台的副台长吴天锡还亲自坐镇。国外的媒体和港台海外古董商也都积极参加。后来,有人评说这次博览会“是中国文物市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此,国家文物经营企业和个体文物商坐到一个会场上了。坐到一起的是与会代表,共同繁荣的是中国的文物市场,并且为后来组建的全国工商联古玩业商会打下了基础。

  博览会后,宋建文提出的“不花钱或少花钱的广告效应”收到了明显效果,尤其是第二届博览会后市场的四层经营场所基本爆满。1997年他们又联合五省市十个市场发起成立了全国古玩市场联谊会,宋建文原想是通过联谊会进一步扩大北京古玩城的影响,没承想却催动了国内各省市古玩市场的发展,炒热了国内的文物市场。河南省是文物资源的大户,当时开放的步子却不大,河南的同行们以北京古玩城为样板,在郑州建立郑州古玩城。西安、广州也相继出现了一批古玩城。宋建文又连续三年分别在北京、郑州、兰州召集“古玩市场联谊会”年会。在三次联谊会上都提出申办全国古玩商会的动议,而且一届比一届热情高。正应了一句老话:“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向来爱思索、有追求的宋建文,并不满足于北京古玩城和他自己头上有“第一”之誉的光环。他率先提出“古玩市场”的设立,只是中国文物市场化的初级阶段。“古玩市场”的形式,也就是物业管理模式在文物交易业内的一种借用,随着文物市场的发展,只满足于物业服务势必要引来恶性竞争。高手博弈要看三步,文物市场的管理者也必须要下功夫探讨“后三步”。他想到以沙龙俱乐部的形式来推进文物市场的纵深发展:以商会为龙头,建立高档艺术会所,把管理者、经营者和收藏界聚合在沙龙。将展示、交流、文玩会友、研讨展望……内容都集中在商务会所里。会所有展厅、博物馆、会场、多功能厅、红酒吧和茶吧……这样,商会就把原来主要是为文物商品的交易服务,扩大到结合会所沙龙共同为引导真正的文物收藏的高层次上来。

  一向关注宋建文的人们发现,近年来,宋建文在杂志上,在他的博客里,都以散文般优美的文笔,写了他关于古玩高端经营模式的的文章,比如:“一条比秦淮河还宽还静还环保的河,一群仿古式的商业建筑,不由得不让人想起一个时代的商业繁荣图景。”

  于是我们沿着宋建文的笔触来到了京杭大运河的末端——通惠河的南岸。三位福建籍的老板在占地八百亩的盛世龙源文化区里投资建了一个“国粹苑”艺术品休闲广场,宋建文认为这里的环境和硬件很适合商会打造高端艺术品经营区的设想。

  于是我们在他的博客里看到了“七贤会所”艺术品沙龙的蓝图——3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邀请几十家艺术品类的商会和名人工作室,小剧场里定期举行的世界艺术市场行情报告会,多功能厅里的艺术品市场专题研讨会和专题艺术品展览,贮备齐全的艺术图书资料中心,风格高雅的茶室与酒吧。

  于是我们在他的博客里看到了“国粹苑民间博物馆园区”的蓝图——10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邀请五十家专题博物馆进驻,为此启动了寻找民间博物馆工程,力求寻找地区特色之最和行业之先,力图打造出古玩市场的第三种经营模式。

  这是他博客文章的几个小段,别以为他在做乌托邦式的幻想,这是有的放矢的文化工程。

  他和他的团队正在他熟悉、挚爱的领域,创造着又一个“第一”!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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