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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董其昌

http://news.cang.com 2014/11/24 10:33:00 中国文化报 浏览0加入收藏

华夏收藏网讯 明人董其昌,以书画闻名于世,是一个以艺术成就卓立于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人物。当下,知道董其昌字画者很多,知道此人其实挺糟糕者很少,有史以来,中国文人最两面性者,莫过于他。

董其昌(1556—1636),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即今之上海闵行马桥镇)人。早年出身寒门,而且是相当相当的寒,据《云间杂识》,“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土地不多,还很瘠薄,糊口之难,可想而知;成名后遂富甲一方,富到流油,富到连同为本乡本土的另一高官徐阶,比他要大三品的前首辅,即宰相,也对他“膏腴万顷,游船百艘”的家产,自叹弗如。一个致仕回乡的辅座,充其量拿干薪而已。董其昌的书法、绘画,每一字、每一笔,换来的都是真金白银。自古至今,艺术而“家”以后,马上精神变物质,名气越大,来钱越多。钱来得快、来得多,很容易成为暴发户,很容易产生市侩气,艺术家一旦商贾化了,为富不仁,则是必然的结果。而且这个董其昌,除了是书法绘画超群的艺术大师,更是级别相当可观的明朝高官,又是拥有万贯家财的地主豪门。名气、权威、钱财,这三合一的优势让他得意忘形。如果说,他在京城为官时还有少许的谨慎,回到松江华亭,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心遂意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春天,数万江南民众围抄董其昌家,并一把火焚之,就因为他地主而且恶霸,横行乡里,豪门加之劣绅,作恶多端。加之子弟不法,胡作非为,家人仗势,狐假虎威,劣迹丑行,贻祸家乡。老百姓积怨之深,民愤之大,早就恨之切骨,奈何他身居高位,官官相护,奈何他财大气粗,爪牙众多,只好任其横行。但这年春天,由于他强纳民女,采阴补阳,拘押民妇,剥裈捣阴,出了人命案,遂遭遇这场农民运动式的抄家。在中国文人中间,为独一份,在世界文人中间,大概也是独一份。围攻民众,成千上万,四乡八里,啸聚而来,焚其屋舍,毁其资产,砸其牌匾,殴其家人。民抄董宦,野史流传,江南一带,家喻户晓。董其昌的文名虽甚,但不敌其秽名更大,是其一生中最大尴尬。

到了清朝,撰《明史》的张廷玉,下笔这位极富争议的前朝人物,是如实道来,还是隐恶扬善,大概颇费周章。作为识时度世、老道精明的官僚,作为极其聪明、极会来事的史官,既不能不说这件事,又不能直说这件事,只好求助于和稀泥了。第一,众意难违,董其昌的书法、绘画、题签,在其健在时,便奇货可居,人皆宝之,入清以来,更是朝廷科考、斋宫供奉、干禄求仕、苞苴贿赂的极品。第二,圣眷甚隆,不但为乾隆欣赏宗奉、赞誉备至、朝夕临摹,得其精神,甚至连康熙也是十分首肯的。两位帝王的赏识高看,撰史的他不能不下笔郑重,干吗哪壶不开提哪壶,据实直书其臭其丑,惹得年轻气盛而且特别自负的主子不开心呢!

董其昌的官宦生涯中,也有值得称道之处。譬如其尊师恤老、仗义行事:“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譬如其教授东宫,敢于直言:“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为帝王讲解开导的意思),皇长子每目属之。(大概董其昌对朱常洛讲了书本以外不该他讲的话),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譬如其天启年间,“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列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于笔断”。这些论述都收在董其昌的《容台集》中,可以看到董其昌在政治上的见解、在军事上的谋划、在经济上的韬略。尤其在涉辽事务上,对努尔哈赤之崛起,对边外女真之扰边,多倡防范抵制之策,颇有未雨绸缪之计,稍后一点的晚明志士黄道周,为此书作序时,也承认对董认识之不足:“昔者睹先生之未有尽也。”所以,清廷修《四库全书》,因此书多有触犯清政权的忌讳,而被列为禁书。

这便是董其昌光鲜的一面了,“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儒雅潇洒、洒脱斯文的成功艺术家,在《笔断》的宏论谠议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深谋远虑、远见卓识、抱负不凡、真才实学的成熟政治家。

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举进士,时年33岁,一直到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逝世,享寿81岁,非常巧合的是,董其昌政治生涯开始之日,也是他艺术生命肇起之时。据说,那年科考,他名列第一,但是他试卷上的那笔字太蹩脚了,主考将其改列第二,这使他大受刺激,从此埋头练笔。华亭本是书家云集之地,具有天赋的他,很快就出类拔萃、扶摇直上,并触类旁通,兼及绘画,直追前人。于是,声名鹊起,视为一时之俊。

这样一位看来完美的人物,在其五十年的官场活动中,虽然他玩政治的段位很高,虽然他搞权术的智商很高,尤其他公关的实力相当雄厚,他的字画就是无往而不及的利器。然而,在权力中心这个高危领域里,而且是风险指数最高的朝廷中间,聪明以至于狡猾如董先生者,也有难保藏掖得不够严实之处,于是,人们便看到他不完美的负面形象。

董其昌在官场上的得意、政治上的跃进,是不大令人信服的。他所担任过的湖广提学副使、督湖广学政,以及谢绝不就的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等职,都是相当显赫的差使。接着继任的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随即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更是人皆艳羡的宠遇。最后,竟升迁至南京(明朝自永乐起,北京为首都,南京也还是首都,设有同样政府架构)的影子内阁中拜礼部尚书。南都虽无实权,不是肥缺,但个人名位却因此水涨船高。

当他风头最劲时,谈禅解文、读碑作画、花前题字,月下吟诗,可以形容为京师第一忙人。那时,要是有报纸,有电视,他绝对是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就看他既是铁杆东林党人王元翰、创党前辈赵南星的座上客,经常请益,差点把门槛踩破,又是东林人士所看不上眼的李贽、公安三袁、陶望龄、焦竑、陈继儒的老朋友,来往密切,吃喝玩乐、高谈阔论;他既是首席阁臣周延儒的知音,得其庇护,又是大学士叶向高的知己,受到垂青。能够不分兰莸,走动两府,正邪通吃,皆表忠心。他不但出力支持为人所鄙视的阮大铖,为其奔赴说项,甚至对内廷有实力、有头脸的宦官,也断不了联络巴结,趋迎邀好。尤其对魏忠贤,更是卖力逢迎。“当其盛时,尝延玄书画……魏珰每日设宴,玄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帧……魏珰喜甚。”……总而言之,其骑墙左右之得心应手,其人前人后之两面三刀,其八面玲珑之奔走讨好,及其书画墨宝的凌厉攻势,可谓无坚不摧、无攻不克、无求不应、无往而不利。尤其他身段灵活、进止得当,有可为时京师活动,无可为时作画卖钱,有险情时回乡避风,有压力时逃遁江湖,官越做越大,钱越捞越多。人称“巧宦”,这当然不是恭维他了,可见同时代人对他也是颇为诟病的。

董其昌写过一首小诗,诗不长,诗题较长,《画家霜景与烟景渚乱,余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道上乃始司文,题诗驿楼》:“晓角寒声散柳堤,行林雪色亚枝低,行人不到邯郸道,一种烟霜也目迷。”这大概是他又一次从京城官场的政治漩涡中逃脱出来,回松江华亭途中所作。对于明天,对于前景,对于将来重返天子脚下捞取政治红利的可能性,对他这样热衷声名,贪婪功利的两面人物,不可能不感到迷茫和失落。正如眼前混沌朦胧的一切,看得见,摸不着,究竟是烟乎?还是霜乎?只能存疑,惟有在忐忑中期之于来日了。细细品味,这首七绝倒是他的心理独白。

斗争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傻子了。倘不想被人在胸口上捅个窟窿,而是想要割下对手的脑袋,作为政治动物的他,必得膺服这种官场的丛林法则,也是可以理解的适应。凡是经历过20世纪后半叶政治运动的过来人,如果记忆力还未完全退化,还未进入老年痴呆状态,大概应该记得对于那些能逃脱一次一次运动,而未被波及的幸运儿,你除了羡慕和自艾自怨外,有什么理由去责备别人呢!所以,董其昌为官半个世纪,怕是连一份自我检查,也未写过;怕是连一次批斗会,也未经过,你不能不佩服他进退得当的身手,不能不赞叹他游刃有余的功夫。

然而,到了万历四十四年,年届花甲的董其昌终于藏掖不住他正人君子的另一面,遂闹出来“民抄董宦”这样惊动东南半壁江山的特大丑闻。

董其昌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时届花甲之年,犹拥多房妻妾,而其欲念膨胀,色心强烈,遂导致强劫民女,迫其为妾的事件发生。他之耽迷房中术、豢养方士,淫靡成风,自是明代颓废的士人习气。不过他更为变态,淫污童女,行事嚣张,倚财仗势,略无顾忌,惹翻了乡亲邻里。接下来,不思收敛,反而猖狂,更不择手段,进行打压,私刑逼供,欺人太甚,惹得天怒人怨。即使出了命案,还毫不在乎,反打一耙,告状在先。横行乡社的董其昌,被人呼为“枭孽”,称之“兽宦”,可见其为非作歹到何等地步。于是,民怨沸腾,终于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据明人无名氏《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实》,其暴乱现场的描写,称得上早年版的湖南农民革命运动。“自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

在中国,文人被抄家,可谓家常便饭,小菜一碟。有皇帝的年头,兴文字狱,官员来抄,衙役来抄;没有皇帝的年头,大搞“文革”,红卫兵来抄,造反派来抄,但此次民抄董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破坏之重,是破天荒的。“文革”期间,北京体育馆批斗彭、陆、罗、杨,参与人数多不过数万,但董其昌遭遇的大场面,人山人海,号称百万,这数字有夸张成分,事属必然,但那些天里,外地群众齐聚松江,本地百姓围观起哄,闹事风潮裹挟十来万人,当是可能的。那场面,那声势,远胜“文革”批斗,要浩大得多。到了十五、十六两天,事件达到高潮。“自此民怨益甚,日多一日。又次早十五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自府学至董宦门首,拥挤不得行,骂者不绝口。董仆知事不济,雇集打行在家看守,而百姓争先报怨者,至其门先撤去旗杆,防护者将粪溺从屋上泼出,百姓亦上屋将瓦砾掷进,观者群持砖助之,而董宦门道俱打破矣。一人挥手,群而和之,数十间精华厅堂俱拆破矣。至次日十六日百姓仍前拥挤,加之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知来报怨者,俱夜早齐到,于本日酉时,两童子登屋,便捷如猿,以两卷油芦席点火,着其门面房。是夜西北风微微,火尚漫缓,约烧至茶厅,火稍烈而风比前加大,延及大厅,火趁风威,回环缭绕,无不炽焰。时百姓有赤身人火中,抢其台桌厨椅,投之烈焰中以助火势者。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中矣。”

由于其最见不得人的肮脏一面,劣迹斑斑,暴露无遗。这段顶风臭四十里的秽史,使古往今来的拥董的粉丝,对此公两面性之强烈反差,无法解释。一个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主恶霸,一个为世所公认,书画双绝的艺术大师,两者之间,可有一丝一毫相同之处吗?

也许上帝比较吝啬,不给人百分之百,精明机敏的董其昌,终于藏掖不住其不光彩的另一面,斯文扫地,而成人生败笔。

(摘自李国文著《文人江湖》,作家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作者 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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