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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今:刘贺被废帝后,为海昏侯国经济起飞奠基

http://news.cang.com 2016/3/4 9:41:21 澎湃新闻网 浏览0加入收藏

江西南昌墎墩汉墓的发掘,出土了等级相当高的随葬文物。许多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共同认为,这座墓葬很可能与海昏侯刘贺有关(参王子今《海昏侯墓发掘的意义》,《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6日)。墓主消费生活的高水准,应当是以海昏侯国的经济发展为条件的。刘贺以昌邑王身份入长安即皇帝位后,仅仅二十七天即被废。汉宣帝即位后,推行一系列政策“用章中兴之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元康三年)三月,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粲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汉书·宣帝纪》)刘贺于是移徙江南。海昏侯国有四千户人口,王莽改称“宜生”,或许可以体现当时这里是豫章生态环境条件较好的地方,这里也有进一步实现经济进步的基础。两汉之际,中原人口大规模南流,豫章郡接纳了数量惊人的北方移民。西汉海昏侯国的经营,在豫章地方经济开发史上可能具有先导性的意义。


海昏侯:从“废归故国”到“就国豫章”


汉昭帝去世,霍光以“承皇太后诏”名义,迎昌邑王刘贺入长安。据说刘贺“既至,即位,行淫乱”,霍光“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霍光首先表态:“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这一否定刘贺执政合法性的意见得到了“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和车骑将军张安世的支持。群臣“会议未央宫”时,“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离席按剑,以“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相威胁。“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因霍光精心策划,在“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的情况下,宣布刘贺罪责,以其“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确定“当废”。皇太后以“诏曰‘可’”的形式批准了霍光的决定。“(霍光)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汉书·霍光传》)。霍光的这一系列动作,表现出这位强势权臣的老谋深机,以及他的急切心情和横暴态度。


对于刘贺的处置,太后否决了“群臣奏言”依据“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的传统,“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的建议,决定遣返昌邑,“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汉书·霍光传》)。《汉书·诸侯王表》的说法是“废归故国,予邑三千户”。太后之诏,似乎显示出对“群臣”视刘贺为“废放之人”的严厉冷酷的迫害方式有所保留的态度。


据《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记载:“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国除,为山阳郡。”也就是说,所谓“归故国”之“故国”,仅仅只是一个地域符号而已。“国除”,表明昌邑国已经不复存在。得“赐汤沐邑二千户”或说“予邑三千户”,则体现了太后特别的恩惠。


对行使执政权力并不自信的汉宣帝即位后,“心内忌贺”。元康二年(前64),他密令山阳太守张敞对刘贺予以“谨备”:“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颜师古注:“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其措辞也谨慎小心。张敞受命“数遣丞吏行察”,并于“四年九月中”亲自“入视居处状”,用心“动观其意”,详细报告了刘贺的容貌神情言谈心态。由于张敞“条奏贺居处,著其废王之效”,言其“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汉宣帝“由此知贺不足忌”,以为刘贺并不构成对自己权位的威胁。于是,“其明年春,乃下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侍中卫尉金安上上书言:‘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奏可。贺就国豫章。”(《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汉书·宣帝纪》也有类似记载。


我们注意到,就在刘贺“复封为列侯”的次年,即元康四年(前62),西汉王朝施行了覆盖面较广的“诏复家”的政策。诏令若干在高后、文景及武帝时代因各种原因失去“列侯”地位的功臣后代重新恢复贵族身份。《汉书》卷一五上《王子侯表上》可见一例,《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记载凡一百二十三例,合计一百二十四例(参王子今《论元康四年“诏复家”事兼及西汉中期长安及诸陵人口构成》,《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可以理解为汉宣帝表现“骨肉之亲,析而不殊”或说“骨肉之亲,粲而不殊”的“至仁”宣传,同时也是“用章中兴之德”(《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之系列举措的先声。


对于刘贺“复封为列侯”其名号“海昏”,颜师古注:“海昏,豫章之县。”人们会注意到,刘贺由“故王”身份得到“列侯”地位,其实际经济利益由“汤沐邑二千户”(或说“三千户”)增至“食邑四千户”。但是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被迫离开父子两代经营三十四年的“故国”,来到比较荒僻的江南“豫章”地方。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的传统,在刘贺被废十年之后依然曲折地得以贯彻。


说“食邑四千户”“削户三千”


刘贺封“海昏侯”之“海昏”名号,可能有政治象征意义。“昏”,应与霍光指斥“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之“昏乱”有关。而“海”字,很可能与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海”无关。其原本的真实涵义,或许是“晦”(参王子今《“海昏”名义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


刘贺“食邑四千户”,可能是当时江南地方最富有的贵族。但同时,他又被看作“天之所弃”的“嚚顽放废之人”,受到地方官员的严密监视。据《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记载:“数年,扬州刺史柯奏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万世问贺:‘前见废时,何不坚守毋出宫,斩大将军,而听人夺玺绶乎?’贺曰:‘然。失之。’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验,请逮捕。制曰:‘削户三千。’后薨。”由“后薨”语,可以推知刘贺是在去世前不久受到“削户三千”的处罚的。对于“万世又以贺且王豫章,不久为列侯。贺曰:‘且然……’”,有学者理解为:“万世又说,你何不在豫章称王,不要永远作列侯。刘贺表示将要这样干。”并以为是“谋反的言论”(参王恩田《“大刘记印”与海昏侯墓墓主蠡测》,《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15日)。此说恐不确。孙万世所谓“贺且王豫章”以及刘贺所谓“且然”,不大可能是说刘贺自己“在豫章称王”,只能是期盼汉宣帝封刘贺为豫章王。在汉宣帝以“至仁”表演“用章中兴之德”的时候,刘贺等产生这种幻想是可能的。


“削户三千”是相当严厉的处罚。史载西汉列侯“削户”事,有《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宜城侯燕安“削户六百”,高昌壮侯董忠“削户千一百”,安远缪侯郑吉“削户三百”,信成侯王定“削百五户”;又《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宜春侯王谭“削户五百”;《汉书·文三王传·梁怀王刘揖》梁王刘立“削或千户或五百户,如是者数焉”;《汉书·张延寿传》张勃“削户二百”;《汉书·杜延年传》杜延年“削户二千”;《汉书·张敞传》“劾奏广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汉书·哀帝纪》及《朱博传》孔乡侯傅晏“削户四分之一”;又《汉书·何武传》成都侯王邑“削千户”等。其中两例所“削”户数无法统计,而梁王刘立与海昏侯亦无可比性,其馀九例合计六千〇五十五户。可知海昏侯“削户三千”是非常严酷的惩治。


以“削户”比例计,傅晏“削户四分之一”,即削户25%。而海昏侯刘贺“食邑四千户”“削户三千”,竟“削”掉了75%。


“削户三千”导致海昏侯国实力的严重削弱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三千”户百姓应当随即成为豫章郡行政控制下的编户齐民,豫章海昏地方农耕经济的总体实力并没有削弱。


豫章接纳的南来移民


刘贺入长安即帝位时,有“昌邑群臣”二百馀人随行。霍光谋废刘贺,“与群臣连名奏王”,所指罪责包括“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馀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以及“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霍光等对此“昌邑群臣”心怀警觉,多所防范,最终竟然以极端方式“悉诛杀”。“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馀人,皆送廷尉诏狱。”宣布“太后诏归贺昌邑”后,“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馀人”。这些来自昌邑的刘贺随从面对死刑有激烈的表现:“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颜师古解释说:“悔不早杀光等也。”(《汉书·霍光传》)郎中令龚遂对刘贺的劝谏,有“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语。所谓“不忍昌邑故人”,颜师古注:“‘不忍’,谓不能疏远也。”(《汉书·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不忍昌邑故人”,透露出刘贺对旧情、乡情、故人之情的深心看重。由这一思路考虑,则海昏侯刘贺“食邑四千户”中,应当也有部分“昌邑故人”同行江南。将这一人群与被霍光冷酷处死的“昌邑群臣”进行身份比较,应当理解其中也应包括一定数量的“昌邑从官驺宰官奴”等。作为来自“昌邑”的北方移民,他们自然会把黄河流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带到“豫章”地方。正如有的学者在分析汉代中原南下移民成分及其社会作用时所指出的,“贵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员,以及为这些人服务的艺人、工匠、商人、武士等”,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艺、行政治理经验和经营管理能力,因而对南方及其他迁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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