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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年代投资什么最保值?不是黄金,是艺术品

2018/2/12 11:25:30 浏览0次/0评论 收藏 分享到

来源:大家 作者:赖建诚

前言

战乱时如何投资保值?兵刀水火的事,每世纪都会有几次严重记录。汉人的经验是保存黄金,因为股票、证券、房地产都可能瞬息烟飞星散。经济学界对大灾难时期的投资报酬,较少有具体的数量化研究,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Robert Barro(2006)《20世纪的罕见灾难与资产市场》是篇代表作。本文介绍Oosterlinck(2017)的研究:他用法国二战期间的数据,显示美术品的投资报酬,明显胜过黄金、证券、地产、珠宝、公债。

希特勒在慕尼黑“颓废艺术展”的开幕式上,1937希特勒在慕尼黑“颓废艺术展”的开幕式上,1937

美术品与古董的优势是:不引人注目,容易携带,只要熬过战乱,碰到景气回升,报酬率通常胜过贵重金属、珠宝、证券。

有件轶闻可供助谈:1949年后,许多人带着各种资产逃往美国、香港、台湾。最常见的是金条:中央造币厂铸造的十两金条(312.5克)称为大黄鱼,民间金店铸造每根一两(31.25克)是小黄鱼。

据说张大千不带这些,甚至连手上的历代名画也不带。他说这些东西惹人耳目,容易被盗匪抢劫、被官方没入。他随身带着老旧宣纸和各式颜料,有人诧异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都是真材实料的宋代宣纸和颜料,以他的绘画能力,到海外静下心来,很快就能绘出高价古代名画。没人要抢这些纸张颜料,所以最安全也最增值。

有这种条件的人是例外,但也提醒我们:美术品是战乱时被忽略的重要投资目标。相对于证券这类可公开追查的资产,美术品(和古董)属于私密型的,用比特币的词汇来说,是“加密的通货”(crypto-currencies):在圈内是有共同认知价值的通货,但外人不易看出,也不明确知道在谁手中,又有行情,还算容易转让。

美术品的另一种“加密”功能,是将多余的资金,买入高价作品,既可避税(隐藏财富)又可期待日后升值,是战乱时期缺乏投资管道的好对象,也是景气良好时的储蓄手段。具体的例证是,战乱时期美术品的投资报酬高,富裕时期艺品拍卖公司的行情扶摇直上。

学界对美术投资的报酬率,做过多项研究。有一项用1715-1986年间3329件作品的行情,发现趋避风险的投资者,对美术品的兴趣不高。有人研究美国1875-2000年间4896件艺术品的报酬,发现比固定收益型的债券好,但比股票报酬差。有人用几个国家拍卖公司上百万笔数据,做出艺术品价格指数。发现1951-2007年间,美术品市场平均升值4.03%(实质美元),这比股票差但比债券好。还有研究认为,艺术品市场无效率,主因在价格不透明。

这些研究表明,学界对艺术品的市场见解不一。但很少见到有个案,研究战乱时期美术品的报酬。

本文借用二战期间法国美术品的交易,显示这是个报酬率相当高的目标。这条路线还很值得延续,可对比各国在不同情状下的异同。美术品市场和常见的证券不同,有三项“怪异行为”的特性。

一、收藏者有强烈的“敝帚自珍”效果。

投资者不会在意股票的外观与式样,只要能升值就好。美术品的特性是:收藏者对某位艺术家情有独钟,或对某幅画有生死不渝的情感。著名的例子是元朝画家黄公望,80-82岁间(1347-1350),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的长卷《富春山居图》(约690公分)。此画用墨淡雅,浓淡干湿并用,极富变化,号称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末传到吴洪裕手中,临死前(1650)下令焚画殉葬,被他侄子抢救出,但已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为《无用师卷》,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较短称为《剩山图》,1956年入藏浙江省博物馆。2011年6月前后两段合璧,在台北故宫展出。这项特例显示,拥有画作的人(例如吴洪裕),会有特殊珍惜的倾向。

二、机会成本效果。爱画者会把资源投入钟爱的作品,不会把资金转投在其他高收益项目。

三、沉没成本效果:买愈多画作,就会投入更多资源在相同的路线,不轻易转买黄金或房地产。

四、炫耀性效果:没人会把股票挂在墙上供人观赏,但拥有名画与古董者,对其他行家则有炫耀倾向。炫耀性愈强,愈不愿转手,报酬率不是主要考虑。喜爱的人认为价值连城,不爱的人还嫌麻烦。

本文个案的主要数据,是二战期间纳粹占领区内,巴黎有家著名艺廊Drouot,1937-47年间拍卖的8850件美术品。这笔数据可看出,和债券、股票、黑市黄金、外汇、特殊邮票的报酬对比,美术品的报酬率遥遥领先。战乱时期的另一项特色:投资者偏好小型画作,因为容易携带、藏匿、转手,所以需求高报酬也较好。

纳粹的审美观

纳粹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1937年对美术品作出明确区分:“真实的”(real)与“颓废的”(英文:degenerate;德文:Entarte Kunst,也译“堕落的”)。博物馆必须“清理”所有的颓废作品:或是收入库存不再展出,或是卖到国外或是销毁。(编注:关于纳粹查禁艺术品的故事,可参看《云也退:被查禁和迫害,是一个神话的开始》。)

这种人为的干扰,造成国外对颓废作品有捡便宜的超额需求。

纳粹的审美观,1930年代初期就逐渐形成。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1933-45在任),要求画家Adolf Ziegler(1892-1959,希特勒偏好的艺术家),举办一场艺展。主题是1910年以来德国的颓废艺术,展示品来自帝国内的搜藏。树立这个标准后,开始清理不符纳粹审美观的作品,半年内没收了101个博物馆内1.7万件作品。这项颓废艺展观众超过两百万,非常成功。

1938年3月,所有博物馆都清理掉各自的颓废艺作。无法卖掉的4000项作品,1939年3月由柏林消防局以演习名义焚毁。有市场价值的作品都卖到国外,这些被鄙弃的作品,用难以置信的低价出售,几乎是免费赠送。纳粹也知道可从这些艺术作品中获利,就安排部分在国外拍卖。

1939年6月10日,国际艺术品市场出现前所未见的奇景:有126幅画作与雕塑,在瑞士Lucerne城公开拍卖。这些颓废品的作者包括:Braque、夏加尔(Chagall)、高更(Gauguin)、梵高(Van Gogh)、Modigliani、毕加索、Nolde、Klee、Dix与马谛斯(Matisse)。为了提高收益,这些知名艺作都标了高价,这和纳粹的审美观完全抵触。虽然万众瞩目,但拍卖并不成功,气氛也非常诡异。有许多作品卖不掉,因为买方有心理压力,怕被认为用金钱支持纳粹。

二战爆发后,巴黎仍是国际艺品的中心,这是一战之后持续的发展结果。1930年代受到大萧条影响,巴黎艺术品拍卖陷入困境。英国在1929年大恐慌后,也有类似的严重衰退。1939年秋,二战爆发后,法国在短时间内战败,1940年6月22日签署停战协议。法国大部分国土(包括巴黎)被德国掌控,称为占领区。法国政府转到维希(Vichy),对非占领区另有治理权,称为自由区。

纳粹在占领区内,用前述的审美观迅速掌握艺品市场。主导者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1946),他是意识形态领导人之一,主管党的教育,也是东部占领区的帝国部长。他和其他几位重要人士,配合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政策,主管占领区的艺术。希特勒让罗森堡与他的团队,组成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ERR,英文:Special Task Force,类似特勤组),从敌区征收档案文献与图书。

1940年9月,艺术作品也归ERR主掌,负责收集“无主的”文化财产。依此政策,犹太人拥有的收藏品都被盘查,没收的艺作存放在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Jeu de Paume)。这些没入品都做了编目、判别、估价,它们的命运取决于两项因素:作品的质量、是否符合纳粹审美观。有些作品送往德国,其余的卖掉或交换其他东西。

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是现代艺术与摄影展示中心,1861年设立,占地1200平米。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是现代艺术与摄影展示中心,1861年设立,占地1200平米。

亲德的“专家”配合占领军意向,对这些艺品提出估价。最没价值的艺品,就卖给法国艺品商,款项转赠“阵亡将士寡妇与孤儿”。存放在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的艺作,有一段时间命运未卜。1943年7月有了转机:第一类艺作用来交易,第二类等待出售,第三类被判断为无用之物。“无用的艺作”都被销毁:包括毕加索、Picabia、Klee、Ernst、Miro、Arp、Dali、Leger的作品。属于犹太豪族的传统画作,下场相同。

法国艺品市场,因而受到颠覆性的冲击。犹太人开设的艺廊受到严密监管,有些著名艺廊把业务转给非犹太家族。有些艺廊被盘查或转售,或要求清除属于“颓废艺术”的作品。这些“颓废之作”因而大量流入市场,常有拍卖或私下交易。自由区的维希政府,偏向保护本国艺术宝藏,不会迫害“颓废艺术家”。自由区的主要顾虑,是不让国家级艺品送往德国。因而在1941年6月通过法律,禁止艺术品出口,但成效有限。

Hotel des ventes de Drouot(Drouot拍卖场),Hotel Drouot(1852成立),巴黎主要的拍卖场Hotel des ventes de Drouot(Drouot拍卖场),Hotel Drouot(1852成立),巴黎主要的拍卖场

法国战败后,要偿付德国庞大赔款。德国因而有借口为所欲为,对艺品市场的掌控是其中一项。德国从不同艺廊买入作品,最具代表性的艺廊名为Hotel Drouot。这是巴黎著名的拍卖场,以美术品和古董为主,有16个拍卖厅,约70家拍卖公司入驻。二战期间德国在此买卖的艺品,都没留下记录,但金额与数量必定可观。然而还是有迹可循,因为德国有家重要的运输公司Schenker,留下运送的明细记录,记载从巴黎运送到德国的物品(合法与非法)。档案显示,德国博物馆是巴黎艺品的主要采买方。

只要有交易就有利润,被占领的巴黎艺品市场竟然反常兴盛,有人说这是“天赐良机”(a godsend)。巴黎的证券市场战败后关闭,1940年10月14日重开,但1941年3月才准许交易。而Drouot拍卖场,1940年9月26日就开张营业。在德国监控下,Drouot必须把十万法郎以上的交易,制成目录送审,记载买方的姓名地址。

二战期间,十万法郎以上的画作超过450幅,销售金额迅速超过战前记录。1942年12月,有位过世的牙医拍卖部分收藏,金额超过5.3千万法郎。1942年巴黎有70家这类的拍卖场,营业额都超过1920年代,这也激发出许多新设立的艺廊。交易热络后,必然出现伪作与仿作,因为画作已成为重要投资目标,自由区的伪作与仿作更是明显。

艺品市场在战乱时反常兴盛,主因是缺乏投资管道与机会。战时物价飙涨,画作被视为安全的投资项目,主要目的是保值。媒体给在Drouot买画的人取个绰号:对法郎不放心的人(les froussards du Franc,英文:franc fearers)。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形。这类投资者偏好小型作品,因为容易藏匿,黑市交易方便,容易脱手,可避税也可隐藏财富,几年内还能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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