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同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偶然发现
三星堆遗址的惊世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 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H·Donnithorne）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Graham）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深入发掘
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 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1985～1987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遗址面积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包括大型城址、大面 积居住区和两个器物坑等重要文化遗迹，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市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悠悠五千载，胜迹昭汗青。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而得名。现在考古发掘确认：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坑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距今4800～2800年。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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